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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陕西三支一扶公基备考：三大国粹之中医学

　　中医学，是中国的最传统、最古老的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点的医学体系，是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传统学科。它的发展，除了取决于实践外，还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宝命全形以贵生的系统思维方式、哲学思想等关系甚为密切。中医学在历史的长河不断地发展，它是历史的延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纵观中医学发展的历程，其发展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可划分为中医理论的奠基时期、中医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的完善时期、中医与现代多学科结合研究的萌芽与探索时期。

　　一、理论奠基时期(秦汉以前)

　　1.春秋之前属于自发的医学实践活动与朴素的医学理论萌芽。考古学家研究证明，新石器时代，人们死后多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作为随葬品，提示原始人相信躯体虽死，人的灵魂尚存。夏、商、周时期的医学与巫术没有进行严格区分，甲骨文中大量的问病卜辞足以说明这一点。

　　春秋时期，很多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普遍认为吉凶祸福在于人事，而不在于鬼神，这一思想反映到医学中来，促进了唯物疾病观对唯心的鬼神致病观的斗争。

　　2.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化，使各行各业日趋专业化，这也给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对中医学影响很大，他们之中，儒家、道家、阴阳家对医学的影响尤为突出。

　　到了汉代，由于疾病的流行，一些进步的医家在自己临床实践中，吸取了当时流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在药物学进步和对疾病进一步观察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临床医学思想，其重要标志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这一巨著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形成了根据病变阴阳、虚实、寒热、表里来处方，奠定了临床治疗学的基础。

　　二、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完善时期(汉代至鸦片战争时期)

　　1.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至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的中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向成熟。

　　2.宋金元时期，中医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宋代，统治者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门设立了“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见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到了金元时代，中医学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分别是：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享(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3.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完善(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张介宾和赵献可提出了“命门学说”，李中梓也明确的提出了“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的论断，至今它们仍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明清时期形成的温病学派，发展、补充了中医基础理论。主要有：明·吴又可创“疠气”学说，解释温病病因，发展了中医病因学;清·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创“三焦”辨证体系，用于温病临床疗效卓著，充实、丰富、发展了中医辨证论治诊疗体系，使温病学派日趋发展，逐渐成为在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方面都自成体系的一门学说。